青云申论模拟卷第057期（县乡卷）：让光影照见乡村生活

一、注意事项

1．阅读资料参考用时40分钟，作答参考用时110分钟。

2．所有题目使用现代汉语作答。线下训练请在答题纸指定区域作答。

3．注意各题的资料范围、身份、文体和字数要求，以给定资料为主要依据，不要求补充题外法规或影视专业知识。

4．请独立完成。本卷不附参考答案。

二、给定资料

资料1

天色暗下来，岚溪县石桥村的银幕在院子里亮了。片尾字幕结束，放映员没有立刻收起机器，坐在后排的村民也没有像从前那样起身离开。一位老人指着刚才影片里的父亲说：“他不是不愿意跟孩子说话，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”邻座的年轻人接过话：“可孩子一直等不到回应，也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。”两人原来并不熟悉，此刻却围着同一段情节，讲起各自没有说出口的心事。

石桥村过去也放电影。村干部把场次安排好，放映员按时到场，观众看完就散。后来家家有了电视，手机又把丰富内容送到手边，村里看露天电影的人少了。有一次，临时组织的观影被安排在晚饭时，开场时只来了几名老人。有人据此判断，乡村群众已经不需要集体看电影，再投入精力也没有意义。村文化联络员梁穗却发现，有人不是不想看，而是不知道放什么、什么时候结束，也担心自己看不懂会闹笑话。

梁穗没有马上添置更大的银幕。她跟着放映员去不同村看了几场，记下观众什么时候进来、什么时候离开。有人因听不清对白坐到前面，有人因为要回家照看家人中途离开，还有人连着看了几次相近题材后失去兴趣。她把这些情况带回村里，与居民讨论可行时间，并在预告里写清片长、故事大意和适合的观看对象。村民可以提出想看的类型，最终片目仍要在可供合法放映的范围内选择。

一次关于父女相处的影片放映前，梁穗只问大家：“片中的两个人分别在担心什么？”她没有要求观众记笔记，也没有准备让人齐声回答的结论。映后，一名常年在外工作的父亲说，自己每次打电话只问孩子考试成绩，原以为是关心，却从影片里看见这种问话可能怎样被孩子理解。另一位母亲认为，影片对父母的困难交代得还不够。大家意见不同，但能回到具体情节说明理由，不必争出谁代表“正确观众”。

周末回村的中学生小澄原先喜欢给父母推荐短视频，却常被说“没什么用”。参加讨论后，她尝试先听父亲讲为什么对某个角色有共鸣。父亲也第一次认真问她，为什么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让她不满意。两人没有因此解决所有分歧，但回家路上的谈话比过去长了。梁穗发现，影片给了人们一个不必直接指责对方的入口，许多原本容易激烈的话题，可以先借角色的处境慢慢谈。

另一场影片表现普通劳动者的一天。有观众只注意到主角最后的成功，经营早餐铺的范阿姨却说，自己更在意片中那些无人喝彩的准备工作。她讲起每天清晨备料、收摊后清洗的琐碎，旁边经常买早餐的邻居第一次知道，一碗热粥背后有多少看不见的时间。有人顺势提议拍一段本村劳动者的日常，范阿姨没有立即答应，她希望先弄明白会拍哪些场景、给谁看，而不是被安排成一个只会微笑的宣传人物。

村里后来举行了一次小范围影像分享。范阿姨亲自挑了几段普通的工作片段，年轻人帮忙剪辑，没有配上夸张的成功旁白。她在交流时说，早餐铺并不是什么宏大事业，但认真把每天的饭做好，也值得被看见。一名回乡做维修的青年接着谈起自己遇到的误解。银幕上的题材从遥远故事延伸到身边生活，村民也开始意识到，自己不只是接受别人讲述的人，同样可以决定如何呈现自己的经验。

这种变化没有被直接换算成旅游收入。有人建议趁热办大型活动，把村民的生活故事包装成吸引游客的节目，梁穗没有急于推动。几位参与者表示，他们愿意与邻居分享，却不希望日常生活随时都成为供外来者观看的表演。村里因此把面向本村的交流与对外传播分开商量，不把参加一次分享理解为同意以后所有使用。镜头外仍有正常生活，文化活动不能让居民为了配合热闹不断调整自己。

邻村的一支放映队来交流时，起初想直接借走石桥村最受欢迎的片单。梁穗把观众讨论记录也拿了出来，说明同一部片在两个村未必引出相同的话题。邻村老年人更多，关心的生活处境也不同。两边后来交换了选片理由和主持经验，各自重新询问居民，安排了一场共同观影。人们没有比较哪个村更热闹，而是听见同一件事在不同生活条件下会有怎样的理解。原本少有交往的村庄多了一种不靠办比赛建立联系的方式。

也有观众不愿在众人面前说话。梁穗在出口放了一只意见盒，允许只写一句喜欢或不喜欢的原因。有个老人请孙女代写，认为最近讨论时间太长，自己想看完早点回家。下一次，放映员明确告诉大家交流完全自愿，愿意留下的人继续谈，其他人可以正常离场。梁穗说，能表达不想参与的意见，也是服务真正面对人的表现，不能把留下发言当作评价每位居民的标准。

几个月后，院子里的观众时多时少，没有每场都座无虚席。变化更多体现在散场之后：有人能耐心听完邻人的不同判断，有人开始主动询问下一次片目，也有人借影像把平常容易被忽略的劳动说给他人听。村干部谈起文化工作时，不再只问银幕多大、座椅多少，而会问，哪些人仍然没有机会参与，交流是否让人感到被尊重，村民愿不愿意再次前来。一次放映的结束，常常是另一段交谈的开始。

梁穗在工作札记里写道：“银幕没有变大，村庄的对话却更宽了。”她解释，这个“宽”不仅是话题多了，更是人们能够容纳不同处境，愿意从别人的生活里理解一个人物、重新看待一件事。技术把影片送到了村口，真正让文化留下来的，是村民从观看中形成的联系和表达。那些变化很难用当晚的合影完整展示，却慢慢进入家庭饭桌、邻里相遇和人们对自身生活的认识之中。

资料2

泽沅县文化服务部门近期走访公益电影放映点，发现同一套排片表在不同村庄产生了不同结果。河口村连续几场观众较多，山坳里的柳坡村却常在开场后仍空着许多座位。报表上，两地都完成了约定场次，设备也显示正常使用。但走访人员坐到现场才发现，柳坡村银幕靠近路灯，画面发白，最后几排听不清对白。老人坐了一会儿便离开，放映员以为他们只是临时有事，没有记录实际原因。

放映点设在什么位置，多年前确定后就很少调整。柳坡村的居住区域已经变化，年轻家庭集中到了另一侧，老放映点离多数住户更远。村干部说，换到近一些的地方需要重新协调场地，现有表格只要求填地址，没人要求说明地址是否仍然合适。另一村把放映安排在交通方便的广场，却与固定举行的健身活动重叠。两边都按自己的通知到场，只能临时协商，既影响观影，也让附近居民不满。

片目选择同样存在落差。县里发给各村一张长清单，其中有故事片、科教片等不同类型，但不少片名无法让村民判断内容。村联络员通常选自己听说过的片子，或者沿用上个月的安排。有居民喜欢现实生活题材，也有人希望带孩子看适宜的动画片，意见零散地留在聊天群里，没有形成下一轮订片依据。放映队说，不能保证任何点播要求都能满足，但现有合规片库里也有不少未被使用的片目，问题不全是资源不足。

临近月底，一支队伍为了完成排期，在同一片区域连续安排了几场内容相近的电影。现场拍照时人数不少，真正从头看到尾的人却不多。有观众说，早几天预告，自己可以调整手头事情；如今通知常在下午发出，晚上就开场，只有刚好看见消息的人能来。不会使用聊天软件的老人主要靠邻人转告，临时取消时又容易漏掉。有一回突然下雨，住得远的老人走到场地才知道放映已经延期。

设备问题并不都表现为完全不能播放。有一台机器能开机，却在影片中段出现断续卡顿；另一个点的扩音器音量一大就刺耳，调小又难以听清。放映员把这些情况写在自己的本子上，维修方来时只做了短时间开机测试，认为设备没有明显故障。队伍之间缺少可借用的备用设备，一旦送修，就要重新协调几场活动。更新设备的申请有人负责，旧设备的状态变化、维修记录和退役安排却没有连续整理。

几位放映员熟悉机器操作，却不一定知道怎样解释片目选择，或如何处理观众的现场疑问。有人听到居民说“不好看”，便认为是群众欣赏水平不够；有人怕产生争执，索性不再问意见。一名新入行的放映员承认，自己参加培训时主要练习设备装调，对预告、现场沟通、声音画面检查等服务环节缺少练习。农村场地条件各异，他常凭个人经验应付，遇到超过能力的问题也不知道该向谁及时求助。

走访组查看承接服务的约定，发现对场次和影片时长写得很明确，对通知提前量、故障补映、不同观众需求如何收集则较笼统。验收人员主要核对签到、现场照片和放映记录，较少回访普通观众。个别村为了让照片看起来热闹，把其他活动结束的人请到银幕前坐一会儿，照片中的人数与实际观影情况不相符。工作人员没有把这种做法当成普遍现象，但认为现有评价容易使承接方把精力放在“留下证明”而不是改善体验上。

放映队也提出自己的困难。分散村庄之间来回需要时间，夜间收设备后还要返程，不能只按影片播放时长计算工作量。有人连续几天到偏远点，遇到天气改变又临时加场，休息安排被打乱。队伍不是不愿服务远村，而是希望排期时把路程、装调和替补都算进去。村联络员也说，自己可以协助通知与场地联络，但不应被要求独自承担专业设备维修，更不能因为一次影片供应变化就代替承接方作无法兑现的承诺。

县里已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尝试。河口村每季度用简短介绍询问居民偏好，既接收线上意见，也在便民点放纸质选片单；片目确定后，向大家说明哪些建议已经采纳、哪些暂时无法安排。放映前，工作人员到不同座位查看画面与声音，并留出老人容易通行的位置。遇到天气变化，除群通知外，还通过村内广播和联络人告知。放映队没有因此增加一套复杂报表，而是把必要事项放进原有的排期和交接记录。

另一个片区尝试把相近放映点的维修需求集中联系，先对常见故障作记录，再由有能力的人员检修；借用设备也明确交接状态，避免故障责任说不清。几支队伍共同讨论如何在小场地让对白更清晰，而非简单把音量开到最大。工作人员提醒，具体用电、场地和设备操作仍需按相应要求由适任人员处理，不能为了赶场临时冒险，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给志愿者。

走访结束时，有人主张干脆只保留观众多的几个点，把资源集中起来。柳坡村的老支书不同意：“来的人少，要先问为什么少。若因为远、听不清、消息没到，再把点撤掉，这些人就更难看到了。”县里准备把场次完成情况与实际服务状况结合起来复核，区分可以调整的排期、需要修复的设备和长期覆盖不足的区域。现有预算不可能同时满足每一个要求，但至少应让选择建立在完整情况之上，而不是用一张人数照片代替判断。

资料3

栖川市文化馆的小教室里，几位来自不同乡镇的居民正在观看自己拍摄的短片。片子没有精致片头，也没有整齐划一的配乐。有菜农拍清晨装筐的过程，有小店店主记录一次货架调整，还有一位照料家人的中年妇女，拍下每天等水烧开的几分钟。辅导老师没有先评谁的画面最漂亮，而是问：“你为什么想拍这件事，观众需要知道什么，哪些东西不愿意让别人看见？”

这些问题来自一次并不成功的培训。文化馆曾请讲师集中讲授拍摄技巧，报名者不少，课后却很少有人完成作品。居民说，课程展示的设备和软件都很专业，自己在课堂上看得兴奋，回家面对一部手机仍不知道拍什么。有的人花很多时间模仿热门转场，反而忘了最初想表达的生活。馆员小苏后来逐一回访，把学习内容缩小到几项可以立即尝试的任务：说明一个动作，呈现一段时间，听完一个人的完整讲述。

果农何叔拍了一段分拣果子的画面，最初只对着整齐的果筐。他说，平时来拍摄的人都喜欢这个场景，自己以为影片就应当这样。老师请他想一想，日常工作中最需要判断的是什么。下一次，他拍下自己与同伴讨论一颗果子该放哪一筐的过程，解释外观与实际品质为什么不总是一回事。何叔没有成为专业导演，却发现自己掌握的经验值得用自己的语言讲述，不必等别人替他概括。

在另一个乡镇，居民阿岑想拍母亲的一天。母亲同意拍做饭，却不愿把家里的争执放进作品。阿岑起初觉得，只要是真实发生的就该保留；辅导员让她先把观看范围、可能的传播方式和母亲的顾虑说清楚。最后，作品保留了家务的节奏，没有使用争执片段。后来有人邀请这部短片参加对外展映，组织者又与当事人重新确认，没有把一次家庭分享的同意自动扩展为所有公开传播的许可。

这种确认并非要让作品只剩好听的话。一位做零售的居民记录进货困难，担心说出问题会被认为给家乡“抹黑”。文化馆说明，真实生活可以包含不便和困惑，关键是事实有依据、表达有分寸，不能凭猜测指责他人。作品最终呈现了店主在几种选择之间权衡的过程，也保留了尚未解决的困难。观众因此看到普通经营者的判断，而不是只有成功结果的宣传介绍。文化馆没有要求所有人采用同一种叙述口吻。

学习者需要的支持各不相同。有人已会剪辑，缺少稳定收音；有人不会操作复杂软件，却擅长讲故事；还有人因白天工作，无法参加固定课程。市里几个试点把集中授课改成短课与预约辅导结合，在乡镇安排基础设备借用，保留现场帮助。借用并不要求每个人购买配套器材，工作人员先根据作品需要判断是否有必要。对于暂时做不完的人，不因缺少成片就取消其再次学习的机会。

辅导员也遇到过“帮得太多”的问题。一位专业志愿者觉得居民的剪辑节奏太慢，直接替其重做，成片更流畅了，作者却说认不出自己的意思。此后，团队约定，辅导应先说明修改建议及理由，由作者决定是否采用；需要代为操作时，也让作者看见如何完成。文化馆在交流中同时展示修改前后的版本，讨论哪些变化让意思更清楚，哪些变化可能改变原意。作品质量的提高与表达主体的成长，应当一起发生。

几部作品完成后，新的问题出现了。有人从网上随手下载音乐配进短片，以为不收费就可以任意使用；有人转发他人作品时删除了作者信息；也有商家提出把居民影像放进产品推广中。文化馆没有让基层辅导员凭印象作法律判断，而是联系专业人员说明素材使用、署名和不同用途需要注意的事项，提供可咨询的渠道。对无法确认使用条件的素材，先不用在公开版本中。创作小组开始保留素材来源与使用约定，避免作品完成后再仓促补救。

展示机会也不能只留给拍得最熟练的人。一次征集中，入选作品几乎都来自有基础的年轻人，几位老人便不再参加。小苏在回访中听见一位老人说：“我来这里是想把话说清楚，不是来证明比别人差。”此后，试点分别设置初学交流和完成作品展映，前者重在互相反馈，后者再讨论面向公众的表达质量。展示的组织者会说明选择理由，不把手机型号、网络点赞或画面华丽程度当成唯一尺度。

栖川市有的乡镇已经积累起小型创作小组，有的仍只有临时培训。文化馆现有人员无法长期到每个点驻守，社会力量也常在活动结束后退出。几位基层馆员建议，在市级支持下培育能够持续辅导的骨干，明确专业人士、乡镇工作人员和居民各自能做什么；把必要的辅导、设备维护与展示费用放进可持续安排，避免每年只为一次颁奖典礼准备。跨乡镇交流应分享作品背后的学习方法，也要允许各地保留不同的生活视角。

市政协专题座谈会上，一位委员谈到，群众影像创作不是把每个村都变成拍摄基地，更不是要求居民随时提供可传播的故事。它能使普通人的经验被听见，让专业文化资源与日常生活发生联系，但这种价值依赖自愿参与、基本能力和可信的表达环境。若只追求作品数量，容易让基层组织代拍代写；若只关注传播量，又可能鼓励把个体困境做成吸引眼球的标签。制度支持需要同时保护参与机会与表达尊严。

何叔的短片最终只在几个交流场合放映，没有成为网络热门。他却在下一次课程中主动帮助新学员找拍摄角度，并提醒大家先问清被拍者的想法。“以前总等别人告诉我，什么样的乡村值得拍。现在我知道，普通日子也有自己的看法。”他说。市文化馆准备把试点中已经验证的经验整理出来，同时把尚未解决的辅导覆盖、作品使用和持续投入问题如实列出，供全市进一步完善群众影像创作支持工作时参考。

资料4

临汀县青年文化工作者顾平第一次组织电影交流时，给自己定了一个热闹的目标：座位尽量坐满，讨论最好人人发言，活动结束时再拍一张笑容整齐的合影。他提前准备了许多专业术语，想让大家感受到活动的水平。第一场来了不少人，但讨论刚开始，一半观众就慢慢走了。留下的一位居民说，电影还没想明白，就听了一串陌生概念，自己像临时坐进了别人的课堂。

顾平感到失落。他以为只要影片选得好，观众自然会被吸引；只要讲得足够专业，大家自然能够理解。后来，一名经常来看电影的公交司机问他，为什么每次都要求大家马上说感想。“有些情节我得第二天开车路上才想通，当晚一拿话筒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”这句话让顾平意识到，观众形成自己的理解需要时间，组织者不能把即时热烈反应当作唯一的效果。

第二轮活动，他删去了大部分开场讲解，只提供必要背景，并说明观众可以不同意主持人的判断。有一次，他很喜欢的结尾被一位菜市场摊主批评为不真实。顾平下意识想解释导演意图，话到嘴边却停下来，请对方说明具体原因。摊主讲起自己见过的类似处境，另一名观众提出不同看法。讨论没有得出统一结论，但顾平第一次看见，专业知识不必压住生活经验，两者相互追问，反而能使理解变得更丰富。

活动规模仍然不大。一次计划举办的露天放映因天气改变，临时改到小教室，只来了几个人。同事建议取消，认为这样的场面不好交代。顾平征求到场者意见后，保留了一次轻松交流，并向未能前来的人解释改期安排。后来，那天参加的人带来了朋友。他们记住的不是组织者坚持完成任务，而是没有被当作凑人数的背景。顾平也不再要求每位参与者都出现在宣传照片里。

渐渐地，几位固定观众愿意参与选片，却没有立即学会如何组织一场活动。有人只想放自己最喜欢的作品，有人希望一次讲完所有背景。顾平让大家先尝试小任务：写一段让陌生观众看得懂的介绍，说明推荐理由和可能不适合的人群，映后认真记下一个与自己不同的意见。选片讨论中，大家要考虑已有放映条件和作品使用范围，不能因为网上找得到文件就直接播放。许多不起眼的准备，由此成为学习的一部分。

一位刚加入的青年小简擅长制作海报，常被大家交付全部视觉工作。做了几次后，他开始疲惫。顾平没有只劝他克服困难，而是和参与者重新讨论哪些任务必须做、哪些可以简化，明确每个人可以投入的时间。小简保留自己喜欢的部分，另有两人学习基础排版。组织者发现，持续活动需要的并不只是几个能干的人，更是工作可以被理解、接替和合理分担，热心才不会被一次次透支。

县文化馆得知这个小组后，提出提供支持。最初的方案准备集中投入一场规模较大的展映活动，顾平却请求先解决几个日常困难：稳定可用的场地、合适的片源联系、主持人学习机会以及必要设备维护。负责人问，这些投入在短期内能看到什么成果。顾平拿出几个月的记录，有人第一次愿意完整表达意见，有人开始主动承担准备，有人知道如何接住不同看法。这些变化不等于已经建成成熟团队，却能说明持续投入应朝哪里用力。

文化馆后来给予一定周期的支持，同时要求小组定期检视是否真正服务了居民。检视不是保证每场都增长人数，而是看看预告与实际活动是否一致、第一次来的人能否理解、不同意见是否得到尊重、工作是否集中压在少数人身上。小组可以调整安排，也要说明调整理由。公共支持没有变成无期限的保证，组织者仍需对投入负责，只是评价的时间尺度更接近人的学习过程。

这套做法也有边界。顾平曾希望把小组迅速复制到所有乡镇，拿出一份统一片单和主持流程。一次交流后，他发现有的地方已有自己的文化习惯，有的缺少能稳定参与的人，照搬流程只会增加负担。后来，他们改为先与愿意尝试的地方共同办小场活动，观察当地人关心什么、谁愿意继续做，再决定提供何种支持。有的点逐渐形成小组，也有的暂时停下，没有被要求为“全面铺开”勉强维持表面进度。

两年后，顾平因工作调整离开原来的岗位。交接那天，他担心活动会随自己离开而中断。几位居民却已经商量好下一次的准备事项，还提醒他，原来选的一部片需要重新确认使用安排。顾平发现，大家不再等他宣布每一个决定，也不会因为谁说自己懂电影，就放弃独立判断。他过去最在意的是活动结束时被多少人夸奖，如今更愿意看到没有自己在场，事情仍能被认真做下去。

在一次基层文化工作交流中，他说：“点亮一晚的银幕不难，难的是让愿意观看、能够表达、懂得组织的人不断成长。”这不是要求每个观众都成为志愿者，也不是把公共服务责任交给群众。稳定的专业支持、适合的参与机会和可以试错的空间，能让一部分人的主动性逐渐发展；而不想承担组织工作的人，同样应当被友好接待。把两种角色混在一起，反而会让普通观众感到参加活动就欠下一份人情。

顾平回看最初的方案，发现其中写满了当晚要完成的事项，却几乎没有问一年以后谁还会参与、谁能接续、谁仍被挡在门外。新的工作笔记里，他把这些问题放到了前面。电影有散场的时候，公共文化的意义却可以留在日常。与其等待现成的热闹不断出现，不如认真培育能够使热闹有内容、使参与有尊严、使服务有后劲的条件。那些暂时难以展示的积累，往往决定下一盏灯是否还能稳稳亮起。

三、作答要求

第1题（15分）

请根据“资料1”，谈谈对“银幕没有变大，村庄的对话却更宽了”这句话的理解。

要求：全面、准确、有条理。不超过300字。

第2题（20分）

请根据“资料2”，梳理泽沅县公益电影放映服务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。

要求：问题梳理全面、准确；所提措施与问题相对应，针对性强、切实可行；不超过400字。

第3题（25分）

假如你是栖川市政协委员，请根据“资料3”，拟写一篇关于在全市完善群众影像创作支持工作的提案。

要求：内容包括案由和建议；紧扣资料，重点突出；逻辑清晰，语言简洁；不超过500字。

第4题（40分）

“资料4”提到：“点亮一晚的银幕不难，难的是让愿意观看、能够表达、懂得组织的人不断成长。”请对这句话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，联系实际，自拟题目，写一篇文章。

要求：观点明确，见解深刻；参考给定资料，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；思路清晰，语言流畅；1000—1200字。

教研依据（不属于考生作答材料）

时政观察日为2026年9月29日。人民网北京频道当日刊发乡村电影周报道，活动开幕日为9月28日，两者分别标注。报道仅提供乡村电影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议题入口，本卷的观影交流、服务问题、居民创作与队伍成长均为原创模拟情境，不归于原报道。

1. 人民网－北京频道，报道日期2026-09-29，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·乡村电影周在北京怀柔开幕 集中开展20余项活动

真题结构参考：2025年公务员多省联考申论云南县乡卷（P17），4则资料、4题、150分钟，分值15／20／25／40，字数要求300／400／500／1000—1200。执行年份2026，近三年窗口2024—2026；目录未提供2026县乡卷，采用窗口内同类最新可用2025卷，保留语句理解、问题措施、提案案由与建议、长期条件培育议论文的任务结构。原卷资料约8404有效字符，本卷独立统计8196，材料负荷相近；8000字符下限为本项目业务标准，并非官方通用要求。

命题说明：考查从生活细节理解公共文化价值、将分散现象归纳为可解决的问题、把试点经验转换为市域工作建议，以及辨析活动成果与持续能力的关系。群众自愿参与与专业公共服务责任应分别理解。本卷不含参考答案。